作为近年国家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如今上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政策实施已满半年。半年过去，改革的初衷是否实现，置身其中的上海纳税人又作何感想？7月初，本报记者再访上海多家企业，听他们畅谈“营改增”对自身经营产生的影响。
近90%的试点企业税负减轻了
“现在看来，半年前我们的预测还是保守了。”一见到记者，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的王薇就笑意盈然。
去年底，就在上海“营改增”试点启动前夕，作为广告行业的企业代表，王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由于改革后企业购入的机器和电子屏幕将可以实行进项税抵扣，预计税负会有较大下降，“以长宁区的一个子公司为例，预计一年可以减少数百万元的税收负担”。但令企业喜出望外的是，由于税务机关保留了原先对广告业实行的差额征税政策，加之改革后企业取得的应税服务和固定资产进项税发票都可以抵扣，他们的税负得到了极大减轻，“仍以长宁区的这家子公司为例，去年前6个月共缴纳营业税1400万元，今年到现在为止，虽然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不少，但增值税只缴纳了30多万元。”公司财务总监王黎琳笑称，最近几个月他们一直都在“偷着乐。”当然她也指出，并不是所有广告业同行都能像分众传媒一样享受到如此大的减税利好：“关键还要看企业成本结构中设备成本和人力成本哪个更大，如果是后者那改革的减负效应就要弱一些。”
上海起凡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通信、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系统等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和咨询等服务，在上海的改革试点中属于技术咨询服务类企业。据负责人介绍，今年前半年公司业务量急剧扩大，业务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但与此同时，应缴增值税额比按原营业税方法计算的营业税额还减少了许多，原因就是企业购入的应税服务、固定资产、应税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进项税额都可以得到抵扣。“‘营改增’确实较大程度地降低了税负，我公司税负率已从原征收营业税时的5%下降到如今征收增值税的1.39%。”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由于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下游企业能得到抵扣，受此积极效应拉动，下游对公司应税服务的需求大增，预计全年经营收入将增长60%以上。
当然，相比上述两家进项税购入较多的企业，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的情况可能更代表了大多数上海现代服务业试点企业的现状。作为国内从事检验检测的行业标杆企业，该公司被纳入本次“营改增”范围的所属行业为鉴证咨询服务，适用税率从原先营业税体制下的5%改为如今增值税体制下的6%。一方面，企业适用税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而且作为服务业，通常可供抵扣的进项税项目较少，这让当初包括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在内的许多企业担心改革后税负会增加。另一方面，虽然企业名义税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但税基却缩减为原先的94.3%（营业税为价内税，增值税为价外税，增值税税基=原营业税税基÷1.06），同时购入的固定资产、货物运输等进项税可以得到抵扣，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名义税率上升增加的税负。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营改增”后最初两个月，公司税负相比以前确实有所上升，但从3月起，随着取得的进项税发票增多，税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据他们测算，今年前半年，公司实际税负比原先缴纳营业税时约下降了10%，“虽然幅度不大，但由于我们纳税的总额度较大，因此节省下的税款也较为可观。”这位负责人表示。
来自上海市税务机关的统计数据也验证了纳税人的感觉：实施“营改增”政策以来，全市纳入试点范围的大部分企业税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6月15日申报期结束，上海市共有13.5万户企业经确认后纳入试点范围，其中小规模纳税人9万户，一般纳税人4.5万户。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缴纳应税服务增值税累计为7.2亿元，与按原营业税方法计算的营业税相比，减少税收4.9亿元，降幅为40.0%，其中除交通运输、物流辅助服务行业税负略有下降外，其他试点行业税负均大幅下降；一般纳税人申报缴纳应税服务增值税累计为77.3亿元，剔除即征即退企业后，按增值税申报的应纳增值税税额比按原营业税方法计算的营业税税额减少4.24亿元，其中约3万余户企业税负下降，其余近1.5万户企业税负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在上海市13.5万户试点企业中，占比89.1%的企业在改革后税负得以不同程度下降，另有10.9％的企业（均为一般纳税人）税负出现不同程度上升。
交通运输业有些“苦乐不均”
上海实施“营改增”以来，社会舆论对改革最大的争议和担忧主要是交通运输业税负可能大幅增加，而上海税务机关的申报数据也显示，相比大多数改革后税负下降或仅略有上升的行业，交通运输业确实是“营改增”后税负增加最多的一个行业。截至6月15日申报期结束，全市5547户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共申报缴纳增值税23.0亿元，与按原营业税方法计算的营业税相比，净增加税收1.2亿元。不过，其中主要是陆路运输增加税收1.5亿元，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及管道运输均减少了税收。
记者了解到，即使是整体税负上升的陆路运输行业，其实具体到单个企业也是有升有降，苦乐不均。
如上海安吉速驰物流有限公司的情况就较为乐观。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营改增”后，他们充分用足税收政策，进行了大量固定资产采购，今年以来新购入多辆铲车、拖车。同时，公司加强进项税发票管理，对汽车修理、加油等购入环节进行规范，尽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措施为企业带来不少进项税额。截至目前，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以上，纳税额却比从前下降了近一半。
在去年底接受记者采访时，上海柯莱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张泌曾预测改革后公司总体税负将增加10%以上，原因是自营运输部分的业务从原先缴纳3%的营业税变成了缴纳11%的增值税，税率变动较大。不过在改革实施半年后，张泌表示情况要比当初的预计乐观，眼下公司的总体税负与改革前相比基本持平，“原因一方面是支付给省外的运输费可以差额扣除后再计税，燃油费用也可以抵扣进项税。另一方面，我们将一些利润较低又难以取得进项税发票的新增业务外包给了社会上一些规模更大、成本更低的专业车队。”
不过，如果一家运输企业并未处在设备采购周期内，同时由于管理原因或其他客观原因难以取得足够修理、修配和燃油等进项税发票的话，税负则可能出现上升。比如上海某交通运输公司就感受到了税负的上升。
据了解，该公司所用卡车都是2011年以前购进的，“营改增”后，这些车辆只能计提折旧而不能抵扣增值税，而企业当前也没有大量采购新车的计划，这就导致可供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很少。同时，由于该公司的业务是全国性的，车辆行驶在全国各地的道路上，一旦快没有燃料了，驾驶员需要马上就近寻找加油站。而运输过程中，若车辆有了故障或发生了事故需要维修，也只能就地寻找修理厂修理。这样就会面临以下问题：当地的加油站和修理厂未必有资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便对方是一般纳税人，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按照我国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采购方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向销售方（必须是一般纳税人）提供采购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国税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书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开票信息资料（包括单位名称、税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名称和账号）。因此很多驾驶员为了减少麻烦或节省时间，不愿意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因素也导致企业可供抵扣的进项税进一步减少。也正由于上述原因，该公司发现“营改增”以后，虽然理论上有很多成本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了，但由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种种限制，其无法取得足够增值税进项发票，加上公路运输管理费、过路过桥费等重头费用未纳入试点抵扣范围，综合下来企业的税负增加超过了10%。虽然上海市财政部门会对企业因为“营改增”导致的税负增加给予一定补偿，但每个月缴税资金的直接流出，还是让公司负责人感觉有些心疼。
记者了解到，改革以来，类似上面这家公司的上海交通运输企业还有不少。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营改增”后下游企业取得的货物运输发票抵扣率从原先的7%上升到11%，这些运输企业的下游客户将因此新增抵扣税额，从整体产业链来看，税负减轻了。
下游也是“大赢家”
“客户看到我们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心坏了。”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黎琳风趣地描述了公司客户对“营改增”的反应。而记者采访中也了解到，如果单以得到的减税“实惠”来说，上海“营改增”的最大受益者还不是10多万户税负减轻的试点企业，而是分布在全国各地、购买前者的应税服务的下游企业。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个整车生产企业,属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但它也能从本次改革中受益，这主要体现在公司从试点企业购进的广告服务和研发服务进项税收都可以得到抵扣，采购成本的下降使企业购买服务的规模和服务数量有所增加。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与上年同期比较，购买的试点企业现代服务金额增长了约10%左右，从长期来看，“营改增”能够让作为制造业的该企业降本增效，提高市场竞争力。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是一家德国投资的全国性商业企业。公司税务部经理沈菲告诉记者，上海“营改增”以后，全国的麦德龙门店从上海的试点企业购买运输、咨询、审计、广告设计等方面的服务都可以获得进项税抵扣了，对于增加企业盈利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改革让公司德方投资者看到了我国在完善税制、改善发展环境方面的努力和成效，更加坚定了在中国内地扎根发展的决心。
当然，一家企业能不能以及能分享到多少“营改增”带来的减负利好，除了税收政策设计外，还要看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发言权”的大小。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日化行业中少有的能与跨国公司开展全方位竞争的本土企业，拥有国际水准的研发和品牌管理能力。但就是这样一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企业，在与上游广告商的利益博弈中也常常不能如愿以偿，“‘营改增’以后，谈判时广告商会报出‘含税价’和‘不含税价’，不肯把税改的利益都转移给我们。至于电视台就更是强势，利益基本都被他们自己留下了。”据公司财务总监丁逸菁介绍，面对不同的上游企业，他们能得到的税收利益也有所不同，但“营改增”的确增加了企业的进项税抵扣，节约了一些税收成本。
据上海市税务机关统计，截至6月15日申报期结束，上海“营改增”试点一般纳税人开给非试点纳税人应税服务增值税专用发票496.3万份，税额为77.7亿元。与改革前抵扣范围相比，这些试点企业的下游受票企业可新增抵扣税额58.0亿元。其中来自交通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新增抵扣（11%减去7%部分）11.2亿元，来自部分现代服务业进项税额新增抵扣46.8亿元。可以说，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进项税抵扣内容增加，成为上海“营改增”后享受减税实惠最大的一个群体。
众望所归盼“扩围”
作为一个分支机构和合作伙伴都遍布全国的企业，面对目前的“营改增”政策，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王黎琳开心之余也有自己的烦恼。
王黎琳的第一个烦恼就是上海的机构和外地分支机构财务管理制度的不同：前者按增值税制度核算，后者则需要按营业税制度核算，作为在境外上市的企业，“跟投资者解释起来相当费劲。”她说。第二个烦恼是企业有很多服务供应商在尚未实行“营改增”的外地，后者提供给他们的营业税发票不能作为进项抵扣，这让企业感觉既心疼又纠结，因为不能因一些税收利益就放弃了业务伙伴。“如果‘营改增’能在全国推开，那我们的烦恼就一扫而空了。”王黎琳说。
英特尔移动通信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出口研发服务企业，主要为英特尔集团从事与半导体相关的硬件和软件的合同研发活动。上海“营改增”改革以后，该公司的出口研发服务收入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即享受免抵退税政策，退税率为6%。据公司税务经理夏娟测算，仅此一项预计今年可获得退税约200万美金。也正因此，位于美国的英特尔集团总部对我国的“营改增”进程非常关心，希望改革地域能尽快扩展到北京、西安等大城市（英特尔在上述城市都设有研发中心）。
同样盼望“营改增”迅速“扩围”的还有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旗下的上海佰草集化妆品有限公司为例，企业有72%的广告业务购自上海之外的国内其他省份，显而易见，试点地区越多，他们在与广告商的博弈中就能越主动一些，受惠力度也能更大一些。
虽然分布在中国的企业都不属于试点行业，但德国的麦德龙集团同样希望“营改增”试点的地域和范围能尽快扩大。只不过除了享受更多的进项税抵扣外，他们还有简化财务核算、降低纳税成本方面的考虑。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税务部经理沈菲告诉记者，公司在全国各地的门店都以商业销售为主，税收业务绝大部分在国税机关，但企业对供货商提供的一些服务收入，如卖场的展牌、展位制作和出租收入却要缴纳营业税，为了这一小部分收入，企业需要在地税机关再办理一整套纳税手续并单独核算缴纳，耗费了较多的管理精力。她说：“如果未来‘营改增’能把我公司的上述营业税应税服务也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并扩展到全国，那全国门店都会因此降低纳税成本。而且，我们的供货商也将获得进项税抵扣的利好。”
而作为上海“营改增”试点中获利最少的行业，交通运输业对改革的深入和扩展呼声更为强烈。上海柯莱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张泌就在两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是扩大交通运输业的进项税抵扣范围，将过路过桥费等占企业成本较大比例的项目纳入抵扣范围，并且适当考虑企业在全国运输过程中难以全部取得燃料和修理、修配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现实问题；二是将改革继续推向全国，使得外省合作企业也可以凭进项税发票获得抵扣，避免重复纳税，也可以减少税务机关由于目前实行扣额法面临的征管风险。
此外，张泌等人认为，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实行11%的增值税税率有点高，应适当调整。
